张文魁：下一个增长机会是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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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魁：下一个增长机会是国企改革 对话人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 王晓冰 财新记者 ［对话背景］ 快人快语、单刀直入，张文魁的文风、语风和学术风格中都带着湖南人特有的一种直率和倔强。 张文魁是当年国资委成立前参与改革设计的学者之一，他也是引起各界热议、被认为是中国未来20年改革大纲的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的执笔人之一，他还参与过中国多个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比如民航、铁路。他形容自己，“总在说别人不乐意听的话。” 他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开出的主要药方就是“一臂之距”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是他欣赏的政治人物，因为邓小平有远见，虽然没有受过经济学理论的专业训练，却天生具有认识问题本质的直觉。他认为中国此刻正需要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将中国带离目前危险的漩涡。 我们对话时，还是2012年6月末，中国经济初现增速下行的苗头，随后各种数据显示下行之势比预期更猛。没有犹豫太久，中国很快推出了一系列货币宽松措施，发改委又加紧批复了一批投资项目，中国再次被拉回到投资拉动经济的惯性轨道之中。张文魁一力主张的国企改革直至现在也没有拉开大幕。 在中国，摆脱旧有的发展模式实非易事，因为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最庞大的利益集团之一，除非决策层下定决心，或国企再度陷入破产困境，否则无论拆分还是股权多元化都是天方夜谭。 ［对话摘登］ 寻找内生增长动力 王晓冰：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正步入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上世纪80年代人们曾将改革称为闯关，你认为中国下一步要闯什么关，或者说中国的下一个经济增长机会是什么？ 张文魁：中国人均GDP去年已经超过5000美元，如果按照G-K国际元计算可能达到8000美元，经济增速放缓符合规律，但目前的经济失速指向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而不能仅仅用周期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来解释。 我认为，新一轮国企改革可以给中国带来新一轮增长机会。一些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消除资源配置扭曲的话，不需要提高要素投入的程度，不需要通过显著失衡的方式将投资率拉高到40％以上的水平，就可以获得2%的年均GDP增幅。而资源配置扭曲的背后主要是国有企业引起的。所以，逻辑很清楚：要想保持较高速度而又不失平衡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纠正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要想纠正资源配置扭曲，就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我们的研究显示，“十二五”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保持在8％的水平，但即使实现这个潜力，经济增长从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也会对既有的发展模式带来冲击，这需要认真应对；而真正的严峻挑战将在“十三五”出现，那时将是经济显著失速的敏感期。如果敏感期之前不能主动改革，就会迎来非常被动的局面，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高速发展时无论资源配置方式怎么扭曲，反正就业有保证、财政收入有增长、银行保持正常运转，社会问题就不大。但如果经济显著失速再加上结构严重失衡，社会就会进入一个脆弱期。为了度过这个敏感期和脆弱期，必须主动改革，特别是主动推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王晓冰：那你觉得目前有这样的改革氛围吗？回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的时候，大家都在争论国资委将来的主要职责是管还是卖，包括你在内的学者寄望于国资委扮演一个改革者的角色，但也非常担心它实际上会变成国企的“婆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很有远见的。 张文魁：任何政府机构的定位和行为都应该有专门的立法来规范，我们当时希望国资委是一个由专门的立法来规定其使命、目标、职能、行为的机构，国外叫做法定机构（StatutoryAgency）。遗憾的是，这最终没能实现，连已经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也是在一种奇异氛围下出台的，最后国资委成了一个行政化越来越厉害的部级机构 在中国，一个机构一旦生成，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自我需要，形成自我欲望和自身膨胀，这需要得到约束。所以这归根结底还是顶层设计的问题。现在需要有新的有领导力和远见的人，来开辟改革新局。 王晓冰：现在国企优秀论的观点相当有市场，比如，认为国企更有社会责任感，因此应该由国企来接手一些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石油为什么不放开，一个理由是担心民企乱来；食品行业为什么这么乱，也有人认为是民营企业无底线竞争所致。与其一盘散沙恶性竞争，不如由国企垄断，你怎么看这些观点？ 张文魁：这些观点有市场，一方面是因为民众的错觉，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自我开脱。一些行业的乱象，一些企业的违法现象和缺乏责任感、道德感的行为，归根结底靠国家严厉的法律和负责任的监管来解决。以国家所有制来替代国家法律和政府监管，难道不是政府的一种自我开脱吗？民众认为国企比民企漂亮，有没有想过这种漂亮是你花成本养出来的？如果你认为国企就是漂亮而且是没成本的漂亮，那真是出错觉了。 国企不可能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药方。国内外许多研究都表明，以国家所有制来替代国家监管，会使国企越来越政治化，离商业化和市场化越来越远，国企自己也会不断增加与国家的谈判筹码，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法治规则的伤害。民企虽然存在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可以解决的，而国企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无法解决的。 因此，政府应该停止扩张国家所有权、停止分配经济资源，应该致力于公正执法和严格监管。政府在这些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如果政府官员喜欢寻租，也希望被人来寻租，政府只会把自己搞得越来越坏。国家应该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晰的判断，重新校正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的关系，推进“一臂之距”的市场化改革，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更好的前景。 王晓冰：现在央企一把手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职位，有较高的合法收入，同时可进可退，还能随时回到官员序列晋升。 张文魁：如果国企无法在商业化和政治化之间找到正确定位，国企负责人的身份也无法在行政化和市场化之间找到定位，这不但会引起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是否合理、国企负责人转任党政高级干部是否合适等方面的争论，也会使监管环境更加不公平。 譬如说，一个大型国企的负责人明天就成为了这个行业的监管部门的领导，这个监管部门又有很大的分配行业资源的权力，那民企怎么能够公平地获得资源呢？要么不发展，要么走歪路。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事情，但点点滴滴加起来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问题。 过去30多年，我们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部分，主要是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以及从国有部门独占资源到民营企业共享资源，总的来说实现了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而现在这个进程似乎有越来越大的阻碍。如果继续促使资源从效率低的部门转移到效率高的部门，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国企改革。 从被动改到主动改 王晓冰：你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有企业体量庞大，应该怎么改？ 张文魁：中国的国有部门在30多年前的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重高达80％，经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国有部门的崛起和后来的国有部门大刀阔斧的改革，到2004年已经急速下降到了30％左右，之后也有温和下降，到2010年已经降到了27％。研究发现，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上一轮国企改革的改革红利和入世红利，而这些红利已耗费得差不多了，我们需要创造新的改革红利。国有部门尽管体量庞大，并且在资源获取上有较大优势，但由于活力和效率明显处于弱势，其产出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会自然下降。在2003年之后国企状况较好的这几年里，工业当中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增加值增速一般都高于国企10个百分点以上，营业收入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按照这个趋势，即使不主动改革，2030年国有部门的产出在工业中的比重将会自然收缩到15％以下。如果通过主动改革消减国有部门的规模，到2030年这个比重可以降到10％以下。 降到10％以下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如果国有部门还保持这么高的比重，就无法显著纠正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保持较高增长率。国企应主要集中于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以及其他极少数特殊行业，就不至于对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治体系构成实质性妨碍。如果100个人排队，有二三十个人可以合法插队，就可能带动其他人蠢蠢欲动，队伍就会混乱，如果只有10个人想插队，90个人瞪眼可能会阻止其中的几个人插队，队伍就不至于乱起来，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但都是在10％以下的比重。 改革的方式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和国家的政策，通过重组、联合、出售等方式放开搞活中小企业，通过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改造大型特大型企业。全国有12万多家国企，小型企业超过10万家，中型1.4万家。全国国企亏损面达到35％，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的改制出售可以大力推进。按照国资委分类的一般生产加工企业达到2.5万家，占全部国企20％以上，商贸服务和其他企业超过6万家，占50％以上，这些行业的许多企业可以整体出售。重点和难点是大型企业，特别是央企母公司。我一直在说，央企的母公司要走法人整体改制这条路。央企的母公司100多家，基本上是国有独资的，一半以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不是按照后来的《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中国是很特殊的，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结合。要搞现代公司治理，又不说推进对母公司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央企母公司的法人整体改制，可以走法人整体上市这条路，但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等少数特殊行业的企业之外，还是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上应该思想更加解放。 王晓冰：有一种看法，认为2003年至今国有资产增长了近3万亿元，并且很多国企的盈利状况比较好，所以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是能够管好的，前景看好。 张文魁：有成绩是没错，但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发展成绩。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国企这些年的效率指标和总量指标走向是相反的，总量指标增长很快，但效率指标却在下降。2003年之后，利润率指标停滞不前，这几年甚至下降了。这意味着利润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总资产的更快增长，而总资产的增长又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从而产生现金流和利润。央企不断地依靠资源投入来扩张规模，土地、贷款、矿产⋯⋯最后就是资源争夺大战，政商联手来抢资源，这对效率提升有什么好处？可见，有些人对国有企业过去十年的发展存在误判，这种误判实际上是放纵粗放型增长。 王晓冰：为了管理国企，国资委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央企董事会的试点、对企业海外投资计划实现申报规管等等，这些措施有效果吗？ 张文魁：如果从加强管理漏洞，加强行为规范上说，毫无疑问是有一些成效的，但现在所做的绝大部分是在重复过去。研究国企改革历史可知，这些措施大部分是陈年旧货，拿出来擦洗包装一下甚至不做包装又来使用，许多措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试过，甚至那时的执行力度更大。历史已经证明，修修补补无法摆脱国企发展的周期律，必须要推进国企产权改革，才是正确的做法。 王晓冰：你不是有句名言“搞不下去了才改，搞得下去的时候永远不改”吗？ 张文魁：我们的报告用了一句话描述：“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是对危机困难的一种反应，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现在我们更应该主动改革。”我把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叫做Responsive Reform（反应式的改革），现在应该推进的改革叫做Proactive Reform（力行的改革），希望主动去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推进改革。后者主动，前者被动。中国的资本积累已经很高，人口红利行将消失，我们必须要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力行改革，而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突破口。? 本刊实习生吴腾对此文亦有贡献 |
